我已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，这辈子有一件事让我总是感觉愧得慌。
事情发生在1979年的春天，正是春耕播种的季节。当时我是生产队会计，也叫小队干部。
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由于头年儿冬天雪下得少，快到春耕时又刮了几场旱风，所以，那年春天遇上了几十年都没有的大旱。别说种地了，就连人畜用水都成了问题，凡是自然的水泡也都干涸了。那时家家都得到位于村子中间的一口水井去挑水。由于旱情越来越严重，井里的水位也急剧下降，几乎要干枯了，挑水的人排了很长的队。
先种到地里的种子，低洼处还可以，陆陆续续地都出了苗，但也不茁壮，像得了病的孩子似的，打不起精神来。比较高一点的地块，种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有发芽。这样必须得坐水种，否则就不能出苗。坐水种是一种耕作栽培模式，又称抗旱点种。即在播种的土坑先注水后播种，使作物种子恰好坐落在灌溉水湿润过的土之上，然后覆土。这样做，苗就基本上能出齐出好。由于大旱，水源很少，社员们就得赶着马车到几公里之外的汽车厂的一条污水沟里拉水，得小半天工夫才能拉回一车水。当时水是非常金贵的，但播种势在必行，因为时间不等人，眼看要到芒种了。有句农谚叫“过了芒种，不可强种”，可见，在芒种之前把种子播种到地里，就等于和时间赛跑。
有一天早晨，马车拉水回来，我和社员们正热火朝天地干活呢，就听后面有人吵起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见队长和社员蒋大哥正在抢马车上的放水管，当时水已被蒋大哥放了一地。队长抢不过他，就和他喊了起来。这时社员们也都停下手中的活，“张飞拿耗子——大眼瞪小眼”地互相看着，谁也不敢上前制止。这还得了？滴水贵如油啊，怎么能随便浪费呢？于是，我上前就去夺蒋大哥手中的放水管。可他推了我一下，大声吼道：“不用浇水种地了！天老爷告诉我了，明天就下雨……抗旱、抗旱，越抗越旱，浇水没用……”他边说着边继续往地上放水。
这下可把我气坏了，一点都没多想，上去照他脸上就是一个“电炮”，把他打倒在地。由于我出手很重，等他爬起来时，我看见他的鼻子和嘴角都出血了。他起来后就跑到大队和公社告我去了，接着又到区里把我告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我是小队干部，又是为了集体生产而打的他，结果他到哪儿也没告赢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我后来才知道蒋大哥是精神病犯了。我在打他之前不知道他有这毛病，听说是在关内老家得的。至于他的病是怎么得的，我不得而知。被我打了之后，他再也没去地里闹过，听说回关内老家治病去了…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，但是，我一想起它，心头就蓦然一痛。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谴责自己：“你啊你啊，真是忘恩负义的人！”
要知道，被我打的这个蒋大哥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多年的好友。并且，他对我家恩重如山。平时，我总是亲切地称他为“大哥”，从不直呼其名。我和蒋大哥从前的感情非同一般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而我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他，且下手那么重，我把蒋大哥的心给伤透了。一想起这些，我就睡不着觉，心里不能安宁。
蒋大哥是1960年冬天从老家安徽到东北来的。那年由于闹饥荒，从关内来东北的人数以万计，蒋大哥家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东北各省、市设有专门负责安置他们的机构，因此，蒋大哥家就被分派到我们长春郊区西新公社双丰大队第一小队（小双庙屯）安了家落了户。那时蒋大哥、蒋大嫂还不到30岁，两个女儿，大的也不过10岁。
我是1962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，当年才17岁。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（地主），就连学校搞民兵训练都不让我们这些家庭有“问题”的学生参加，至于升学，对我就更谈不上了。社会上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也轮不到我的头上。所以，毕业后没几天我就到生产队干活去了。
刚开始，我每天都像“霜打的茄子——软不拉耷”的，和谁也不说话，和谁也不接触，只是闷头干活。后来，有一个人主动和我搭讪，还经常教我干活的方法和技巧。他就是蒋大哥。
由于蒋大哥家的成分是中农，在当时也算是高点，因此蒋大哥、蒋大嫂对我家就有些同情感。我和蒋大哥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，关系也越处越好。
那个年代由于“极左”路线的影响，敢和我家来往的人根本没有，就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，都怕“阶级路线不清”，挨整。惟独蒋大哥家和我家来往。
那时家家都在生产队领带皮的粮食，但很少，根本不够吃。一年的粮食半年都吃不上，再加上我家都是大人，又没小孩（那时大人和小孩的粮食定量基本差不多），吃粮就更不足了。而蒋大哥家的孩子多，再加上蒋大嫂是关里人，很会做“瓜菜代”（所谓的“瓜菜代”就是把蔬菜剁碎后和玉米面掺到一起蒸窝窝头），他家的粮食就有了宽余。因此，蒋大哥就把他家省下的粮食趁着夜深人静时给我家送来。有时蒋大嫂也送，总是黑天送，白天不敢。
有时，蒋大哥根本就不听那个邪。我父亲年老体弱，干活跟不上趟，总是远远地落在后边。蒋大哥年轻力壮，干活总是在前头。于是，蒋大哥到地头后就赶忙折回来去接我父亲，夏锄、秋收都是这样。在那个念念不忘“阶级斗争”的年代里，谁敢帮“黑五类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）干活？惟独蒋大哥天不怕地不怕。他总是对我父亲说：“没什么好怕的，我就是接接你，谁还能把我吃了啊？”
不光蒋大哥这样，蒋大嫂也没少帮我家。我母亲在世时，常和我念叨：“老儿子，可别忘了你大哥大嫂的恩情啊！人家冒着多大的风险帮咱们啊！”母亲无数次地给我讲过蒋大嫂帮她的一件事。“文革”时，有一次生产队分青苞米棒子，有上百斤重。因为我和父亲都下地干活去了，只能我母亲去取。那时母亲已70来岁了，根本就扛不动。正好蒋大嫂赶上了，她二话没说，背起就走，一直给送到我家。在路上碰到很多人，她都没怕这怕那。当时正赶在“阶级斗争”的风口浪尖上，谁也不敢这么做，躲还躲不过去呢，也惟有蒋大嫂敢担这样的风险。对于我家，这样的恩情真是比天都高。
正因为蒋大哥、蒋大嫂对我家这样好，群专小组（“文革”时群众专制小组的简称）想要审查批斗他们。我听说后忙告诉蒋大哥不要再和我家来往了，但他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兄弟，不要怕，我没干什么反动的事，又没说什么反动的话，他们能把我咋的？”因为蒋大哥性格倔强，为人一身正气，又是“宁挨鞭子不挨棍子——吃软不吃硬”的主儿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敢做敢为，尤其是，他家的成分是中农，不是打击对象，是可以团结的。所以，最后群专小组真没敢把他咋的。
因为我的出身不好，快到30岁了，还是“案板上的擀面杖——光棍一条”。那时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地主、富农的后代呢？怕的是也同样跟着受气，就是以后有了孩子，都得跟着沾这倒霉的光。总之，所有的亲属都跟着受牵连。那时的政治压力真是猛于虎啊！我的这种情况可把蒋大哥、蒋大嫂急坏了，他们东张罗西撮合，好话和人家说尽了，但还是没人愿意嫁给我，就连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都不干。不差别的，就差我的家庭出身不好。
蒋大哥一看实在没办法，就和大嫂商量，准备把关内老家大嫂的妹妹介绍给我。为此，蒋大哥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，结果还是“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”，人家也是差我的家庭出身。那次蒋大哥白跑了一趟不说，还搭了不少钱。
后来，我和一个有气管哮喘病的姑娘结了婚。她的家庭成分好，是贫农，可是身体不好，胳膊细如麻杆，没人敢要——到了二十三四岁了，还是没人提亲。当时我想，不管她喘不喘，只要能给我生儿育女——留下后人，我就知足了。嘿！你还别说，她还真有两下子，真的给我生了儿子和姑娘。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。
想起来，感到很寒酸，结婚时也没能操办一下，不过总算“瘦马拉破车——搭上伙了”，谁也不嫌弃谁。我娶了媳妇，蒋大哥、蒋大嫂非常高兴，还送了礼物表示祝贺。但他们连一口喜酒都没喝上，想起这些真是愧对他们啊！
我家这种黯然的状况一直到1979年才转变过来，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，我这年当上了生产队会计。随之，我的情绪特别高涨，工作也特别积极，什么事都管，并且每天都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，从不脱产。我就是一心一意想把集体生产搞好，让社员们到秋多分点钱。也正因如此，我看到蒋大哥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就特别生气，也没多加考虑，就鲁莽地把蒋大哥打了。
我由于工作积极肯干，大公无私，为生产队搞了不少副业收入，到秋收分配时日值比以往翻了几番，第二年就被调到大队去了（后来叫村委会），仍然做会计工作。
在村委会工作的几年里，整天忙忙碌碌的，一直到1985年，由于村里的土地被工厂征用，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当了工人，去工厂上班了。当工人比在村委会时清闲许多，这时我才想起蒋大哥和蒋大嫂。想起了他们对我家所做的一切，我就有说不出的悔恨。其实，我刚打完蒋大哥的时候，虽然也有些后悔，但一想到他把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回来的水给随便放掉，太气人了，就没给他赔礼道歉去。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没有任何来往了。
怎么能把蒋大哥、蒋大嫂的心灵创伤抚平呢？由于醒悟得太晚，我只能厚着脸皮到他们家赔罪。
前些年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都拿着礼物去看蒋大哥、蒋大嫂。不过，交谈中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和我亲近了，有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就像对陌生人似的。我的罪过不光蒋大哥、蒋大嫂不能原谅，就连侄子侄女们也不能释怀。孩子们见到我也和以前大不一样，很少叫我一声“老叔”了。当时我的心情特别难受，感觉怎么做也弥合不了他们全家人精神上的创伤。
最近几年，由于我身体欠佳，再加上房屋拆迁，原来的住户都各奔东西了，我和蒋大哥家也就失去了联系。后来，我听说蒋大哥得了脑血栓，并且还很严重；又听说蒋大嫂身体也不是很好；还听说他们的大儿子又不知何故，早早地就没了，当时只有30多岁。
唉！人世间就怕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样的打击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呢？本想去看看蒋大哥、蒋大嫂，但经多方打听也未能得到他们的准确住址。又一想，还是不去的好，本来他们的心情就很低沉，一见到我这个恩将仇报的人，不更是雪上加霜了吗？想到这些，我就更没有勇气去见他们了，只能在心里对他们说：“大哥、大嫂，请原谅我吧！都怪老弟无知，一时糊涂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真是追悔莫及啊！”
屈指算来，如今的蒋大哥、蒋大嫂都已接近耄耋之年。蒋大哥身患重病，又经历了丧子之痛，也不知还在不在世上？在此我只能祈祷：愿你们的身体硬朗，安度晚年。如果能有幸联系到你们，我还想去你们家里看看。让我和大哥像过去一样，唠唠知心嗑、说说体己话。愿你们对我的怨恨烟消云散。相当不错，感谢无私分享精神！路过，学习下没看完~~~~~~ 先顶，好同志不知该说些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就是谢谢路过，支持一下啦不知该说些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就是谢谢不错不错，楼主您辛苦了。。。没看完~~~~~~ 先顶，好同志这是什么东东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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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由于头年儿冬天雪下得少，快到春耕时又刮了几场旱风，所以，那年春天遇上了几十年都没有的大旱。别说种地了，就连人畜用水都成了问题，凡是自然的水泡也都干涸了。那时家家都得到位于村子中间的一口水井去挑水。由于旱情越来越严重，井里的水位也急剧下降，几乎要干枯了，挑水的人排了很长的队。
先种到地里的种子，低洼处还可以，陆陆续续地都出了苗，但也不茁壮，像得了病的孩子似的，打不起精神来。比较高一点的地块，种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有发芽。这样必须得坐水种，否则就不能出苗。坐水种是一种耕作栽培模式，又称抗旱点种。即在播种的土坑先注水后播种，使作物种子恰好坐落在灌溉水湿润过的土之上，然后覆土。这样做，苗就基本上能出齐出好。由于大旱，水源很少，社员们就得赶着马车到几公里之外的汽车厂的一条污水沟里拉水，得小半天工夫才能拉回一车水。当时水是非常金贵的，但播种势在必行，因为时间不等人，眼看要到芒种了。有句农谚叫“过了芒种，不可强种”，可见，在芒种之前把种子播种到地里，就等于和时间赛跑。
有一天早晨，马车拉水回来，我和社员们正热火朝天地干活呢，就听后面有人吵起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见队长和社员蒋大哥正在抢马车上的放水管，当时水已被蒋大哥放了一地。队长抢不过他，就和他喊了起来。这时社员们也都停下手中的活，“张飞拿耗子——大眼瞪小眼”地互相看着，谁也不敢上前制止。这还得了？滴水贵如油啊，怎么能随便浪费呢？于是，我上前就去夺蒋大哥手中的放水管。可他推了我一下，大声吼道：“不用浇水种地了！天老爷告诉我了，明天就下雨……抗旱、抗旱，越抗越旱，浇水没用……”他边说着边继续往地上放水。
这下可把我气坏了，一点都没多想，上去照他脸上就是一个“电炮”，把他打倒在地。由于我出手很重，等他爬起来时，我看见他的鼻子和嘴角都出血了。他起来后就跑到大队和公社告我去了，接着又到区里把我告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我是小队干部，又是为了集体生产而打的他，结果他到哪儿也没告赢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我后来才知道蒋大哥是精神病犯了。我在打他之前不知道他有这毛病，听说是在关内老家得的。至于他的病是怎么得的，我不得而知。被我打了之后，他再也没去地里闹过，听说回关内老家治病去了…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，但是，我一想起它，心头就蓦然一痛。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谴责自己：“你啊你啊，真是忘恩负义的人！”
要知道，被我打的这个蒋大哥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多年的好友。并且，他对我家恩重如山。平时，我总是亲切地称他为“大哥”，从不直呼其名。我和蒋大哥从前的感情非同一般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而我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他，且下手那么重，我把蒋大哥的心给伤透了。一想起这些，我就睡不着觉，心里不能安宁。
蒋大哥是1960年冬天从老家安徽到东北来的。那年由于闹饥荒，从关内来东北的人数以万计，蒋大哥家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东北各省、市设有专门负责安置他们的机构，因此，蒋大哥家就被分派到我们长春郊区西新公社双丰大队第一小队（小双庙屯）安了家落了户。那时蒋大哥、蒋大嫂还不到30岁，两个女儿，大的也不过10岁。
我是1962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，当年才17岁。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（地主），就连学校搞民兵训练都不让我们这些家庭有“问题”的学生参加，至于升学，对我就更谈不上了。社会上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也轮不到我的头上。所以，毕业后没几天我就到生产队干活去了。
刚开始，我每天都像“霜打的茄子——软不拉耷”的，和谁也不说话，和谁也不接触，只是闷头干活。后来，有一个人主动和我搭讪，还经常教我干活的方法和技巧。他就是蒋大哥。
由于蒋大哥家的成分是中农，在当时也算是高点，因此蒋大哥、蒋大嫂对我家就有些同情感。我和蒋大哥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，关系也越处越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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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家家都在生产队领带皮的粮食，但很少，根本不够吃。一年的粮食半年都吃不上，再加上我家都是大人，又没小孩（那时大人和小孩的粮食定量基本差不多），吃粮就更不足了。而蒋大哥家的孩子多，再加上蒋大嫂是关里人，很会做“瓜菜代”（所谓的“瓜菜代”就是把蔬菜剁碎后和玉米面掺到一起蒸窝窝头），他家的粮食就有了宽余。因此，蒋大哥就把他家省下的粮食趁着夜深人静时给我家送来。有时蒋大嫂也送，总是黑天送，白天不敢。
有时，蒋大哥根本就不听那个邪。我父亲年老体弱，干活跟不上趟，总是远远地落在后边。蒋大哥年轻力壮，干活总是在前头。于是，蒋大哥到地头后就赶忙折回来去接我父亲，夏锄、秋收都是这样。在那个念念不忘“阶级斗争”的年代里，谁敢帮“黑五类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）干活？惟独蒋大哥天不怕地不怕。他总是对我父亲说：“没什么好怕的，我就是接接你，谁还能把我吃了啊？”
不光蒋大哥这样，蒋大嫂也没少帮我家。我母亲在世时，常和我念叨：“老儿子，可别忘了你大哥大嫂的恩情啊！人家冒着多大的风险帮咱们啊！”母亲无数次地给我讲过蒋大嫂帮她的一件事。“文革”时，有一次生产队分青苞米棒子，有上百斤重。因为我和父亲都下地干活去了，只能我母亲去取。那时母亲已70来岁了，根本就扛不动。正好蒋大嫂赶上了，她二话没说，背起就走，一直给送到我家。在路上碰到很多人，她都没怕这怕那。当时正赶在“阶级斗争”的风口浪尖上，谁也不敢这么做，躲还躲不过去呢，也惟有蒋大嫂敢担这样的风险。对于我家，这样的恩情真是比天都高。
正因为蒋大哥、蒋大嫂对我家这样好，群专小组（“文革”时群众专制小组的简称）想要审查批斗他们。我听说后忙告诉蒋大哥不要再和我家来往了，但他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兄弟，不要怕，我没干什么反动的事，又没说什么反动的话，他们能把我咋的？”因为蒋大哥性格倔强，为人一身正气，又是“宁挨鞭子不挨棍子——吃软不吃硬”的主儿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敢做敢为，尤其是，他家的成分是中农，不是打击对象，是可以团结的。所以，最后群专小组真没敢把他咋的。
因为我的出身不好，快到30岁了，还是“案板上的擀面杖——光棍一条”。那时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地主、富农的后代呢？怕的是也同样跟着受气，就是以后有了孩子，都得跟着沾这倒霉的光。总之，所有的亲属都跟着受牵连。那时的政治压力真是猛于虎啊！我的这种情况可把蒋大哥、蒋大嫂急坏了，他们东张罗西撮合，好话和人家说尽了，但还是没人愿意嫁给我，就连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都不干。不差别的，就差我的家庭出身不好。
蒋大哥一看实在没办法，就和大嫂商量，准备把关内老家大嫂的妹妹介绍给我。为此，蒋大哥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，结果还是“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”，人家也是差我的家庭出身。那次蒋大哥白跑了一趟不说，还搭了不少钱。
后来，我和一个有气管哮喘病的姑娘结了婚。她的家庭成分好，是贫农，可是身体不好，胳膊细如麻杆，没人敢要——到了二十三四岁了，还是没人提亲。当时我想，不管她喘不喘，只要能给我生儿育女——留下后人，我就知足了。嘿！你还别说，她还真有两下子，真的给我生了儿子和姑娘。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。
想起来，感到很寒酸，结婚时也没能操办一下，不过总算“瘦马拉破车——搭上伙了”，谁也不嫌弃谁。我娶了媳妇，蒋大哥、蒋大嫂非常高兴，还送了礼物表示祝贺。但他们连一口喜酒都没喝上，想起这些真是愧对他们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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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村委会工作的几年里，整天忙忙碌碌的，一直到1985年，由于村里的土地被工厂征用，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当了工人，去工厂上班了。当工人比在村委会时清闲许多，这时我才想起蒋大哥和蒋大嫂。想起了他们对我家所做的一切，我就有说不出的悔恨。其实，我刚打完蒋大哥的时候，虽然也有些后悔，但一想到他把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回来的水给随便放掉，太气人了，就没给他赔礼道歉去。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就没有任何来往了。
怎么能把蒋大哥、蒋大嫂的心灵创伤抚平呢？由于醒悟得太晚，我只能厚着脸皮到他们家赔罪。
前些年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我都拿着礼物去看蒋大哥、蒋大嫂。不过，交谈中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和我亲近了，有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就像对陌生人似的。我的罪过不光蒋大哥、蒋大嫂不能原谅，就连侄子侄女们也不能释怀。孩子们见到我也和以前大不一样，很少叫我一声“老叔”了。当时我的心情特别难受，感觉怎么做也弥合不了他们全家人精神上的创伤。
最近几年，由于我身体欠佳，再加上房屋拆迁，原来的住户都各奔东西了，我和蒋大哥家也就失去了联系。后来，我听说蒋大哥得了脑血栓，并且还很严重；又听说蒋大嫂身体也不是很好；还听说他们的大儿子又不知何故，早早地就没了，当时只有30多岁。
唉！人世间就怕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样的打击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呢？本想去看看蒋大哥、蒋大嫂，但经多方打听也未能得到他们的准确住址。又一想，还是不去的好，本来他们的心情就很低沉，一见到我这个恩将仇报的人，不更是雪上加霜了吗？想到这些，我就更没有勇气去见他们了，只能在心里对他们说：“大哥、大嫂，请原谅我吧！都怪老弟无知，一时糊涂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真是追悔莫及啊！”
屈指算来，如今的蒋大哥、蒋大嫂都已接近耄耋之年。蒋大哥身患重病，又经历了丧子之痛，也不知还在不在世上？在此我只能祈祷：愿你们的身体硬朗，安度晚年。如果能有幸联系到你们，我还想去你们家里看看。让我和大哥像过去一样，唠唠知心嗑、说说体己话。愿你们对我的怨恨烟消云散。相当不错，感谢无私分享精神！路过，学习下没看完~~~~~~ 先顶，好同志不知该说些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就是谢谢路过，支持一下啦不知该说些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就是谢谢不错不错，楼主您辛苦了。。。没看完~~~~~~ 先顶，好同志这是什么东东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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